从去年的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杭州女子失踪案到今年5月的成都四十九中事件，我们时常落入反转的圈套，耗尽参与热情。那么，作为社会化媒体用户的我们，为什么总会被不断反转的新闻“牵着走”？

  2、网络时代“信息内卷化”（information involution）的出现，会怎样影响反转的发生概率？

  舆论反转有时不需要明确的新闻信息转折，但新闻反转一定会引发舆论反转。因此，舆论反转的涵盖情况比较广泛，也是本文主要讨论的一方面。

  笔者综合黄远、刘怡君、汪明艳等学者的相关研究，认为从信息发布源来区分，产生舆论反转的三种显著可能性为：

  1、由媒体发布失实信息或持续更新事件进展，此后新闻事件发生颠覆性转变，激发受众情绪；

  2、信息先在小圈子或自媒体上传播引爆，又由大众媒体进行跟进报道之后，使事件得以澄清，形成一场自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公信力比拼。例如“哮喘女孩遭体罚致吐血”一事；

  3、不涉及大众媒体的“一锤定音”，而是在不同群体间形成的不同讨论与推进。例如去年7月网络爆料出的“山东环卫工称被顶替教师岗位26年”，后被屡次澄清反转，不同的声音轮番抢占注意力，导致一波又一波舆情激荡。

  在生活中，多数的反转现象体现的是后两种可能性。这能够最终靠“网络巴尔干化”与“信息内卷化”两个概念得以深入的解释。[1]

  1996年，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马歇尔·范·埃尔斯泰恩（Marshall Van Alstyne）与埃里克·布林约夫森（ErikBrynjolfsson）首次提出“网络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这一名词，由著名的“火药桶”巴尔干半岛延伸义而来，意在表达在信息量激增的互联网空间与有限的受众注意力之间的矛盾之下，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受众只能选择性地关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领域的信息。

  基于个人背景、文化爱好、信息取向、社会阶层等多个因素而生的壁垒就会应运而生，形成了一种“逻辑空间上的巴尔干”。

  可能产生的后果之一是形成相对封闭的“信息孤岛”，群体内的人很难与外部进行顺畅交流；

  后果之二是在小群体之间，如果听到的观点都与个人的观点高度类似，则会误认为这就是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同理，如果频繁地听见某一类信息，该信息的“可信度”就会加强，使得身处较封闭圈子中的个人觉得这一些信息就是事实的全部。

  另外，这种后果还有另外一种阐释，即“信息内卷化”（information involution）。

  “内卷”是个热门词汇，用在这里多指：接收到大量激荡但带有重复性质的信息之后，哪怕感官舒适而愉悦，人们也会陷入到一种难以察觉、停滞的信息困境当中。

  这种表面平静和谐、实则暗流汹涌的舆论状态，更容易因外界的冲击而形成巨大的刺激，造成群体极化。反转的舆论，很多时候就表现为一种极化的群体情绪。

  由此可见，将反转的过程单纯分为“反转前”和“反转后”是远远不足的，依照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背景的相关性与受众情绪等等要素，这类反转会呈现不限于长期与短期、一次或多次等特征。

  随着移动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舆论场发生了新变化，呈现出新特点。网络舆论从边缘步入中心，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为舆论传播的主场。

  因而，网络舆论的反转，与社会化媒体紧密关联，那么，社会化媒体是如何介入每一次反转的呢？

  在去年7月发生的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中，7月7日当天中午，“安顺市一辆公交车行至当地水库时侧翻坠湖，车内有学生，伤亡情况不明”的消息引爆舆论，热度瞬间达到高峰。

  溯源发现，网络上第一个发布相关消息的是一位叫做“小肥羊dream”的微博网友，TA发出“我的天，安顺虹山水库待会儿肯定上热搜，希望救上来的弟弟妹妹们平安”后，被《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报道，从社交平台、主流媒体到广大网友，事件在短时间内成为全民话题，掀起一波又一波关于司机肇事动机的讨论与评价的反转。

  在产品功能上，社交平台为用户更好的提供了多样且便捷的功能，通过热搜话题、专题评论、投票等方式，降低发声门槛，使得表达观点的成本降低，提升了参与效率。

  社会化媒体对传统媒体的信息倒灌，即发源于社交媒体的新闻话题被反向传输和灌入到传统媒体，这种现象近年来已经很频繁。

  倒灌的现象往往集中在社会新闻，从陕西榆林产妇跳楼案、杭州女子失踪案，到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事件，社会化媒体上发帖和看帖的网友们成为了某一种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乃至“新闻把关人”，使得这类倒灌新闻的传播路径也与传统时代有所不同。

  此前，传统媒体遵循着“记者采写新闻-编辑把关-受众获取信息”的逻辑，但在社会化媒体的加持之下，伴随着舆论的不断发酵与网络上的持续爆料，“事件爆料-社媒传播-一部分受众获取信息-大众媒体跟进-社媒持续传播-大部分受众持续获取信息”的传播链路得以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社会化媒体赋予的能力，部分受众其实是可以先于媒体获取到话题信息的。这一过程中的倒灌现象体现出的优缺点也十分明显。

  一方面，社会化媒体赋予了不一样的角色（例如当事人、其他网友等）在同一个舆论场发声的机会和被听见的可能性。同时，关键信源的主动发声也为媒体提供了更多元的新闻来源。

  但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上人人都能成为“把关者”，标准不一，舆论中有可能会出现误导，也会影响新闻从业者的态度认知与情感判断，使得新闻事件反转的可能性增加，进而导致舆论反转的可能性增加。

  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M.L.德弗勒创立的德弗勒互动过程模式中，明确补充了“反馈”的必备要素、环节与传播渠道。

  扑朔迷离的新闻事件中，网友对事件本身的反馈除了渴求权威信息源发声之外，情绪化的反馈成了另一种主要的发声内容，这削弱了舆论场的理性氛围。

  如果最终有一锤定音的内容出现，则说明网友的反馈得到良性的响应，反之舆论则可能经历持续性的波动与反转。学者Hermida. A甚至认为，“情绪成为了目前所有媒介分享行为的中心机制。”

  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化表达，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尤为充分。以B站up主墨茶去世事件为例：21日晚，一位名为@御坂伊里奇_Official的网友发文称墨茶因病去世，且家世凄惨。很快，大量网友开始悼念这位过世up主，许多人因为他在B站留下的76条动态而破防。

  一位名为@御坂伊里奇_Official的网友发布的墨茶生平。图片来自：bilibili

  但后续事件走向却超出意料，从网络爆料墨茶生前深陷借款纠纷，到有新闻媒体报道其家境其实不错，这位已逝up主的形象发生转变。舆论也开始撕裂与反转，有网友仍表示，“我宁愿受骗，也不希望真有人因为饥饿死去。”也有网友因自己的同情心被消费而感到愤怒，甚至认为墨茶的悲剧“源自他的叛逆与性格缺陷”。

  在信息的不同反馈声音下，舆论场从感慨墨茶的遭遇，到在悼念与攻击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会出现极端、以情绪宣泄为主的评论，也由此可见，最初的事件越容易引发共情，“反转”之后的舆论激荡就越强烈。

  众媒时代下，舆论生态是相对开放的，这里的“开放”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大家都能够发声，其二也指媒介传播边界的日渐消弭。

  喻国明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有界与无界。”传统媒体的信息在于有始有终，但新媒体却会受到无远弗届的技术影响，只要还有想要了解的意愿，总能找到一直更新、没有终结的内容。[2]

  而在追求速度的网络传播语境里，媒体也在“内卷”，这就导致了一些问题。比如，当信息在社会化媒体上迅速扩散刷屏，能坚持做事实核查的又有多少呢？

  从去年杭州女子失踪案里选取一个切片来看：先是多家媒体发布报道，称警方在小区化粪池发现受害者来女士尸体，虽然原报道列出信源、信息获取的时间甚至也完成了交叉验证，但信源较为模糊，交叉验证的信源也处于缺失状态；后澎湃新闻向警方求证报道是否属实时，被告知此前的报道“系谣言，具体案情以通报为准”。这样的反转特别大程度上源于媒体市场上的恶性竞争。

  而从人的角度来看，“谁对媒介更依赖，媒介对这个人的影响力也就越大”，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Mark Deuze也认为：“我们不是和媒介生活在一起，而是生活在媒介之中。”

  在“永不下网”的数字时代，人们同飞速旋转的世界保持着连结，新闻里的那些故事，与大多数人无关，又与大多数人有关。这似乎也让“网络舆论”与“反转”天然地绑定在了一起。

  客观地讲，在大大小小的新闻事件出现的同时，舆论反转就被设置了一个概率值，它不是必然发生，也不是完全不会发生。

  所以，生活在一个充分媒介化的世界中，既然没办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切断，那么最重要的还是稳定心态，慢慢找寻恰当与信息相处的方式。

  反观2020年至今发生的反转事件，从湛江考生伪造清华录取通知书事件中出现的失实情节，如“其父亲被气晕”“孩子骗取生活费”，到杭州女子失踪案中出现的“化粪池警告”等恶意玩梗的风气，再到广州方圆小学哮喘女孩遭体罚致吐血事件被证实为假新闻......

  当身处各个角色中的人们有足够的空间行使“非理性”权限时，假新闻、反转新闻以及“后真相”的出现似乎不难理解。社会化媒体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未必是最重要的角色。

  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新闻或舆论的反转，比如，有些事情本身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去印证的，之所以反转，可能源于人对真相的探索。当承认了“反转”是一个很难完全避免的事物时，我们最好是从更多元的维度去看待、理解和消化它。

  1.黎勇.(2019).舆情反转：一种反向的群体极化- 冷风劲吹 - 青年记者

  3.喻国明.(2020).媒介人格、社会时空、自我动机，后大众传播时代的三要素

  影视独舌由媒体人李星文创办的影视行业垂直媒体。我们的四项媒体主张：坚持原创，咬定采访，革新文体，民间立场。